原标题：科技治污，它们为滇池的变化“点赞”
红嘴鸥飞临滇池草海。本报记者 赵汉斌摄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被誉为高原明珠。“滇海横波摇远天，青峰影在柁楼前。汀萍袅袅风色起，崖草萋萋春兴连。”这是明代大诗人杨慎笔下的滇池；“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这是“天下第一长联”大观楼长联中传颂的滇池景致。然而，过去三十多年间，滇池成了高原人民心中的痛。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抽水灌溉、70年代游泳痛快、80年代水质变坏……”，这首曾在昆明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滇池水质由好变坏的真实写照。
滇池历经了水质由好变坏再缓慢改善的过程。近年来，昆明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善，使滇池水质由劣Ⅴ类向Ⅳ类水的转变，为其他高原湖泊的恢复治理提供了借鉴。
“洗菜盆”变“痰盂缸” 滇池之痛教训深重
长期以来，滇池不仅为流域周边的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工农业用水、鲜鱼活虾等水产品，还有调节气候、防洪、旅游等多种功能。滇池不仅是昆明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更与这座城市600万人息息相关。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人口较少，滇池水质多为Ⅰ至Ⅱ类，也是周围居民的传统饮用水源。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炼钢铁”使松华坝附近森林遭到大量砍伐，生态环境质量开始下降，滇池水质为Ⅱ类。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向滇池要粮”大举围海造田，缩减了滇池水域和湖滨湿地，滇池水质下降为Ⅲ类。
然而，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意识和机制，大量生活污水、工业生产废水、农田灌溉弃水等直接排入河道沟渠进入了滇池，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等乱丢乱放被雨水冲刷后也通过河道沟渠带入滇池，滇池一度成为城市的纳污场和集污池，不堪重负。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磷化工、冶炼、印染等企业的大量出现，以造纸、电镀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旱厕变水冲厕，衣物手洗变机洗，用水量迅速增加，水资源过度开发，挤占了滇池生态用水，农田施农家肥改施化肥，大量污染物进入滇池，超过了滇池的环境承载能力，草海、外海水质分别下降为Ⅴ类、Ⅳ类。”在回顾母亲湖水质变坏时，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付文仍难掩自己的心痛。
田玉珍是昆明市西山区卢家营社区居民，今年69岁，从小住在滇池入湖主河道的大观河边。“我年轻时候，我家门前的大观河，还是家家户户的‘洗菜盆’；上世纪80年代后，这条河发黑发臭，整个滇池都成了昆明人的‘痰盂缸’，各种脏东西都往里面排，你说水质咋能好呢？”她反问。
到上世纪90年代，滇池水体黑臭，水葫芦疯长，蓝藻水华绿如油漆，滇池水质恶化为劣Ⅴ类，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
依法治理 “工程技术+生物技术”齐上阵
面对滇池污染严重的局面，滇池保护治理引起了全社会关注。从1988年起，云南省颁布实施《滇池保护条例》《滇池综合整治大纲》等地方法规和规章，1991年建成运行第一座污水处理厂，1996年国务院将滇池列为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对滇池保护治理高度重视，“九五”以来，连续将滇池水污染防治纳入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5年规划；云南省把滇池污染治理列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昆明市则将其列为“一把手”工程……
在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前，有一片水域，清澈见底的湖水下长满了茂密的水草。“这是滇池草海大泊口水域生态修复工程的现场，经过3年试验，这片水域的湖体生态系统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所长杜劲松介绍说，作为滇池治理的“技术参谋”，多年来，研究人员加强蓝藻防控，为控藻、除藻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从2004年起，持续对滇池蓝藻进行跟踪监测，尤其是对滇池外海北岸蓝藻比较密集的区域，应用数据化远程监控系统24小时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跟踪，发现哪个地方蓝藻富集比较严重，及时发布预警，滇池管理部门迅速组织人员清除和打捞。
“我们还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控制等各种手段，推进实施污染源头控制、河道综合整治、河口末端治理以及系统联动运行，实施流域水环境治理全过程量化与精细化管理，‘一河一策’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精准提升滇池水体水质。”付文向记者介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