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真理之眼，永远望向生活
古戏台上下·山西（摄影） 一九九六年 朱宪民
黄河中原集镇上.·河南（摄影） 二〇一七年 朱宪民
朱宪民，1943年生于山东省范县，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中国艺术摄影学会执行主席。1988年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1996年作品被德国埃利森匹科特艺术博物馆收藏，2002 年在法国巴黎水之堡摄影展览馆举办“朱宪民摄影作品展”，2005年获“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摄影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年、2017年《影像力量》中国国际摄影文化展“镜美尊”得主。
用镜头记录日常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虽然摄影已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但如何拍摄出更有内容、更具情感和美感的作品仍需各人的不断实践与探索。纪实摄影家朱宪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将镜头聚焦于平凡百姓，他的作品也见证了近60年来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生活与变迁。日前，记者专访了朱宪民，请他就摄影作品的“情”与“味”以及如何拍摄出好作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美术文化周刊》：大众摄影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从众多的大众摄影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的摄影技术正越来越专业，您怎么看摄影与生活的关系？大众摄影怎样兼顾美学与艺术性？
朱宪民：“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这是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在1988年为我题写的赠言，我非常喜欢。
刚刚步入摄影领域成为一名摄影记者时，“高大全”“红光亮”的影像曾是我一度追求的目标，但在1979年，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深刻地开启了我的摄影心智，他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可以贴得如此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但是摄影也不单单是记录，它还需要通过艺术的手段来呈现，必须要有内容与艺术的统一。摄影首先要真实，其次还要能感染人，要有艺术性、有冲击力，能使人产生共鸣，如此才算是一张好照片。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拍摄祖国的发展，拍摄了很多农民形象。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可以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常常说，40年前最困难的事是让老百姓吃饱饭，而40年后的今天，老百姓最发愁的事是减肥了。这是何等伟大的改变。这些生活的变迁、老百姓生存状态的改变，都是我们要记录的影像，因为这就是我们伟大时代的一部分。
《美术文化周刊》：在您印象中，人们对于摄影艺术的审美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它是怎么发生的？
朱宪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家拍的照片还都受“文革”的影响，使用固定的模式，多数是摆拍，那时的照片就像当时的样板戏一样，不允许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变化，由于长时间在这种模式化的图片环境中，许多人接受不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照片，我曾发表在香港画报上的《黄河人》还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说是丑化国人的形象。但是经过了时间和人们认知的变化，这组照片慢慢地被人认可、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摄影家开始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
1979 年摄影家陈复礼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一个展览，大概同时期办展览的还有钱万里，他们的摄影作品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很大轰动，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典范、楷模。可能因为当时的杂志很少，能看到的国外摄影作品更少，所以，在中国摄影界封闭的那一段时间，看到的都是一种面孔和式样的摄影，突然之间看到了甜美的、与以往不一样的作品，就非常喜欢，好多人都去美术馆排着长队看展览。经过了长时间的心灵和精神的压抑之后，人们对于美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沙龙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愿望，所以在当时空前火爆。
但是这些展览将中国人对于摄影的标准又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美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沙龙摄影作品不断进入内地，由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美的需求是被压抑的，审美匮乏，所以此时的沙龙摄影在中国就有了成长沃土。摄影界受到这些沙龙摄影作品的影响，就开始转向追求唯美的表现。直到今天，它们对中国摄影界的影响依然较大。
《美术文化周刊》：您在拍摄图片时，会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